鲁之俊针灸著述四编全编考

一、从抗日的大后方到革命圣地——延安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推行「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弄得大好河山支离破碎，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许多青年学生失学失业，流离失所，他们到处寻找真理，谋求出路。有的受大革命的影响，有的受当时党的宣传教育，有的从进步书刊中受到启迪，怀着「抗日救亡」「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决心，异途同归，奔向延安。当时，我也是受多种影响的爱国青年之一。

在大革命后的一九二八年，因失学失业，考进了国民党军医学校——原天津北淖军医学堂（后迁北平）。该校的学员，有从南方招的，有从北方招的，有的是由军阀保送的，地下党也利用各种关系打进了学校。当时的地下党员有周怡、龙在云、廖鲁言等同志。通过他们的关系，在学校可以看到党的刊物《赤旗》。东北沦陷后，殷汝耕搞「华北政务委员会」，国民党反动派搞「不抵抗主义」，当时的北平军医学堂趁机克扣军饷，弄得学生食不果腹，掀起了学潮。国民党反动派疯狂进行镇压，地下党的同志有的被抓，有的被开除。这更激起了许多爱国青年学生的义愤，准备吃苦掉脑袋干革命。

一九三三年，我在北平毕业后，就到两广工作，一直与周怡同志联系着。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要求我们努力学好技术，做好到解放区的准备，听候党的召唤。终于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由广东经桂林、贵阳、重庆、西安到了延安，以后被分配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工作。我们和平医院的技术骨干力量，大都是从国统区到延安的。如：黄树则是在北平医学院毕业的；谭壮是在湘雅医学院毕业后，通过党的关系到延安的；其他经桂林、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国红十字会介绍到延安的有祁开仁、魏一斋、王抗搏、李沛文、周百其、边齐、张羽等同志。到延安后，我们都被分配到医院和医务单位工作，实现了我们爱国救亡、为人民服务的初衷。

二、首长的关怀与培养，使我们担负起了革命的重任

到延安后，组织上对我十分关心，先让我到各卫生单位参观，看哪个单位工作合适。那时，延安的卫生单位、医务干部和教员都很少，特别是临床教员更缺。为了培养医务人员，经征得组织上的同意，我到张村驿八路军卫生学校当教员。

一九三九年七月，中央军委打电报给学校，要我到延安给周恩来副主席受伤的右肘会诊。会诊后，我正考虑手术的具体方案，不料翌日我就患伤寒病而卧床不起，住进八路军军医院。经两个月的住院治疗初愈后，就留院工作。十月份，就任命我到八路军军医院当医务主任，主要是搞外科，十一月份，又任命我当院长，政委是汪东兴。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不幸逝世，延安各界在中央党校召开追悼大会，毛泽东主席也参加了大会。为了永久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经八路军总部十二月一日决定，将八路军军医院改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一九四〇年春改称总院）。我一直在该院任院长。一九四一年，我被任命为八路军军委后勤卫生部副部长，仍兼任该院院长。

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后，全院同志都感到非常光荣，受到很大鼓舞，都决心以白求恩大夫为榜样，以「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建设好医院，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

党中央、中央军委对知识分子制定了各项政策，真正做到了对知识分子政治上信任，工作上支持，生活上关心，技术上培养，希望他们都成为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卫生骨干。中央军委对知识分子始终是非常重视的。一九三九年，中央专门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决定。毛主席还亲自接见高级知识分子，并请他们吃饭。

一九四二年，中央军委召开高级技术干部季会，我和医院的几位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的目的，主要是动员技术人员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克服困难，创造性地完成工作任务。要求知识分子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中，参加种菜、纺线等业余生产活动，这对知识分子树立劳动观念和群众观念是极为有利的，教育也是极为深刻的。对克服个人主义，树立革命的人生观起了十分有益的作用。

党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信任的。我开始任院长时，到延安还不到一年，也不是共产党员。而党却十分重视技术人员在业务上的作用。当时，中央军委有个命令技术人员担任行政工作，一律不能脱离业务工作。

知识分子能够经常听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首长的时事政策报告。苏德战争爆发后，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作过战争发展前途的报告；一九四二年周恩来副主席回到延安，及时向我们作了外交政策的报告；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同志在桥儿沟「鲁艺」大礼堂作了关于干部政策和统战政策的报告，进行现身说法，讲得生动活泼，使大家对如何教育干部、培养干部、爱护干部、使用干部有了较深刻的理解。对我党的统战政策也有了清楚的认识，使大家懂得了对国民党实行的是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斗争中要有理、有利、有节，主要打击对象是国民党顽固派和汉奸卖国贼。同时，号召我们学习哲学和社会发展史，还组织我们听党课，这对提高我们的思想觉悟起了重要作用，使我们很快由爱国主义者变成一个共产主义战士。

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医务工作也要贯彻面向工农兵的方针。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延安时期，我们和平医院经常组织医疗队或手术组到部队、农村为广大指战员和群众防病治病，进行卫生宣传。

党中央和毛主席一贯非常重视中西医团结合作。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我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关于文教统一战线的报告，毛主席提出了中西医团结的政策。李富春同志强调指出，「中医要科学化，西医要大众化」，并传达了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意见。经过会议的讨论，大家认识到这不仅是个技术问题，而是一项政治性的任务。在边区政府召开的中西医座谈会上，有些西医报名向中医学习，我和朱琏同志都报了名。

一个月后，我院有一位住院很久的面神经麻痹病人，我们曾用了当时所有的西医办法治疗都无效。病人要求到院外针灸，我同意了。四天后回院，内科主任米勒和我一看都惊奇极了，他的脸部竟完全恢复了正常。以后，我就去离医院约二十里路远的任作田大夫那儿学习针灸。任大夫治疗的病种很广泛，对多发性关节炎、各种疼痛、妇科病和眼病，效果都很好，特别是对中风后遗症，效果更好。

我学习针灸后热情很高，门诊用针灸，病房用针灸，对中国医大实习的学生也教针灸。当时在延安药品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开展针灸治疗活动，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那时，对肺结核病人主要用针灸止汗、止咳、止痛。

一九四五年春夏之交，中央检查贯彻文教大会精神情况。我写了《针灸三个月临床治疗小结》，登载在《解放日报》上，《解放日报》还附了一篇短评，后来，陕甘宁边区政府授予任作田大夫和我「团结中西医模范」的特等奖状。

党中央对医务技术人员的教育培养是非常重视的。明确要求：既要搞好学校教育，又要搞好在职学习。中央还确定了两项教学原则，这两项原则至今仍是很重要的。其一，是启发式的教育，不要搞填鸭式的教育。需要什么教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其二，是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我们医院每星期组织上业务课一次，不断提高医务干部的理论业务水平。我还担任中国医大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期的教员，主要是教外科，没有专科教员时，我也教过眼科和皮肤科，没有人教的课，我都教。对延安医务干部的在职学习，每周上业务课一次，先由医务人员提出问题，再请各专科人员讲授。我选主要的问题讲深讲透，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

我们的成长，离不开党的阳光雨露，医院工作更离不开首长的重视和支持。毛主席、周副主席、军委总政治部、后勤部、卫生部的首长对医院的建设都给予了亲切的关怀，在争取外援、人力、财力、物力上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在医院护士力量不足的情况下，组织上从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安吴堡青训班选调爱国知识青年到八路军卫生学校和医院进行培训，充实了医院和部队系统的护理力量。刚开始，有的护士想上前线打敌人不愿当护士，不安心工作，毛主席和许多首长都给予了极大地关心和谆谆教导，使她们都很快地成为热爱护士工作的骨干力量。

中央和军委的首长，对伤病员的休养生活条件的改善也是非常关心的，只要有可能，领导上都尽量让伤病员吃好、休息好。我们医院还为前方下来的住院干部修建了干部病房，为结核病人增加了营养，还专门从延安光华农场调来五头奶牛，使他们每天都能喝上牛奶，有效地促进了伤病员的健康恢复。

三、团结战斗的集体，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

从国内到延安的许多医学专家和医务技术人员，和中国医大自己培养起来的优秀人才（如徐根竹、涂通今等），都汇集在和平医院里，他们为医院医疗工作的开展，医务技术人员的培养，边区卫生事业的推进都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印度援华医疗队的爱德华、柯棣华、巴苏华大夫，来自德国的米勒，朝鲜的方禹镛，美国友人马海德等几位著名的外国医生，都曾在八路军军医院和国际和平医院工作过。他们对医院的医疗工作和医疗技术的提高，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们医院有个好的领导班子，政委和院长团结战斗，亲密无间。党总支讨论的问题，政委主动传达给院长，业务上的问题院长都同政委商量，政治工作和业务工作结合得很密切。遵照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工农干部要知识化，知识干部工农化」的要求，政治工作人员都言传身教，讲得到，做得到，工作、学习、劳动和群众在一起，行政事务由政委主动管起来，让院长有更多的精力管好业务。技术人员和病员的思想工作，则由政工人员和医务人员共同来做。政治工作人员虽不多，但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很细致，能根据不同的对象进行不同的教育。

为了挽救伤病员的生命，医院里有不少同志给病重的同志输了血。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王观澜同志患慢性阿米巴痢疾，异常消瘦，不能用任何药物，为了提高他的抵抗力，每月都要输小量的输血。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患败血症，抢救时也需要输血，医院的许多同志都为他们承担了献血的光荣任务。在我的记忆里，吕维凯、涂通今、谭壮和马海德等许多同志，都给住院病人输过血。当时，大家做了好事都不愿自己说出，组织上知道后就及时地给予立功受奖或表扬，对出现的问题也实事求是地进行批评教育，本人也能自觉地进行自我批评。总之，虽然当时条件艰苦，但大家团结一致，心情舒畅，有意见敢说，畅所欲言，真是一派生动活泼、欣欣向荣的政治局面。

在红军时代，由于战斗频繁，我军的医疗部门多以所为单位，流动性大，缺少系统的规章制度。一九四二年，军委召开高级技术干部季会之后，为了加强医院管理和医疗护理工作，由马荔副院长和王学礼、朱朝政护理主任等同志修改充实制订了整套的规章制度。主要是科主任和各级人员的三级责任制、各级人员职责、出入院、全院大查房制度等。在医疗活动中，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经常组织集体会诊，解决疑难病症，以达到集思广益的目的。在拐峁时，有个被牲口踢伤的病人，有内出血，有的大夫不主张开刀，我认为应该开刀，经研究开了刀，是脾破裂，切除了脾脏，手术效果很好，使病人得到了正确合理的处理。

由于执行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对医院医疗工作的开展、医疗护理技术的提高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由于全院同志的努力，我们医院无论在政治上和业务上，都得到中央各级领导的信任，成为延安地区受群众欢迎的一所医院，同时也受到了国际友人的信赖。

一九四二年，有个来延安访问的国际新闻代表团参观了医院，报道了和平医院所取得的成绩。一九四三年，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用医院制作的带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字样的纪念章到外面去争取外援，后来宋主席给我们送来一批药品，并给我送了一张她亲笔签名的照片。

驻延安的美国陆军观察组有一位上士患了急性阑尾炎，本来他们是有条件送到重庆去治疗的，但他们对国民党医院不放心，还是送到和平医院做了手术，一个星期便痊愈出院。

中央领导同志和前方回来的团以上干部都到和平医院治病或检查身体。陈毅同志的痔疮很厉害，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问我能不能做手术？我说：为了能让他到前方去打仗，可以做手术。最后，做了环状切除术，病很快就好了。

今天看来，在当时物资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之所以能完成救治大批的伤病员的繁重任务，完全说明了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是比较高的，医院管理工作也是严格正规的，她确实是一个团结战斗的革命集体。